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对策研究.doc

1、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及其对策研究 农村城镇化与武汉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与现状 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总体思路 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40 目 录一、农村城镇化与武汉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1（一）农村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1（二）农村城镇化与武汉市的可持续发展3二、 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与现状4（一）武汉市城镇化发展历程4（三）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7三、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总体思路16（一）发展目标及展望16（二）总体思路20（三）发展模式及选择20四、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26（一）科学规划城镇体系，确定武汉市

2、城镇发展蓝图26（二）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实现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互动27（三）加快制度建设与创新，保障城乡协调发展36（四）提高城镇管理水平，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健康快速发展39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及其对策研究以科学发展观统筹武汉市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加速城镇化进程与城镇体系的建设，是武汉市未来一段时期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居民就业与收入，加快城市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率先在中部地区实现崛起的有效途径。一、农村城镇化与武汉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化是从以农业为基础产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劳动方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相对封闭、分散的传统的村落

3、聚居制度向以非农产业为基础产业、以非土地经济要素为基本生产资料、以组织性的集体劳动为主要劳动形式、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相对开放、集中的现代的城市聚居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结构转变直观地体现为劳动力、资本、物资资源、城镇体系、城镇管理、产业基础等要素在不同空间地域上的流动与重组，这些要素的流动性高低、流动规模、流动速度、流动方式、管理方式、重组方式、规划体系等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劳动力、资本、物资资源、城镇体系、城镇管理、产业基础等要素在不同空间地域上的流动与重组。本课题对于武汉市农村城镇化的现状、机遇、问题和发展战略的探讨就是基于上述劳动力、资本、物资资源、城

4、镇体系、城镇管理、产业基础等要素的分析。（一）农村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一般而言，农村城镇化能够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的矛盾、推进土地集约利用、转变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拓展城乡市场、有效治理“城市病”和“农村病”、改造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提高农民素质、集中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完善城镇体系，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相对于21世纪前期武汉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农村城镇化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1世纪前期，是武汉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富裕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市面临着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双重历史

5、重任。这一时期武汉市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将直接影响整个21世纪武汉在全国乃至国际城市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顺应全球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农村城镇化将是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快农村城镇化，是武汉市在城市竞争中赢得新优势、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是缩小与沿海地区发展差距，实现中部崛起的需要；是推进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武汉中心城市功能，建设合理城镇体系的需要。在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产业支撑和相对集中建设的前提下,加快农村城镇化成长步伐,壮大农村城镇规模,对于武汉市的现在与未来具有多方面和积极的可持续发展效应。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十个方面：1农村城镇化能够缓解人口压力与

6、土地承载力的矛盾,为农村人口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土地承载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土地资源的供给则几乎具有完全刚性约束,从而形成了人口压力同土地承载力的尖锐矛盾。农村城镇化则是打破自我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单纯依赖耕地的结构转换,一方面减少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减小了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伴随城镇化的工业化，也减少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从而提高了土地承载力。2城镇建设用地不仅是以土地换发展,同时比非城镇化的分散建设节省耕地。农村经济的工业化、非农化既是经济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普遍现象,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根本动因。农村城镇化不是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而是更集约的使用了土地。3农村

7、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传统农业和乡村工业通过农村城镇化，可以实现从分散、粗放式经营向积聚、集约式经营的转变。4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是拓展城乡市场,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推进器。乡村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潜在市场的现实化只有通过农村城镇化得以实现，而市场的扩展，同时必将拉动生产的扩张，内需的旺盛将是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5农村城镇化既可以缓和大城市过度集聚所产生的“城市病”,又可以消除农村非农产业过度分散所产生的“农村病”。适度规模、科学规划地大力发展中小市镇建设,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既可缓和大量农村

8、人口涌入大城市引发的“城市病”,又可以消除农村非农产业过度分散所产生的“农村病”,在使非农产业取得规模、集聚效益,城镇生活环境优化和进城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方面效果显著,引致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6农村城镇化有利于改造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引导人们有效地和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从农村迁往城镇的农民,决不仅仅是完成了表面上的农民身份到市民身份的转变,而是在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生存保障、生活环境、意识形态等方面均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生育观念和行为方面会产生迁移人口的“生育适应效应”,即农村人口随着市民化从而受到城市生育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形成晚婚晚

9、育，少生优生的新观念。7农村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力”，以及城市文明的扩散。农村城镇化不仅是一批进城者的社会身份由“农民”转换为“市民”,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非农业就业者”,更重要的是能从文化上、素质上或者人的本质上将传统的农民改造为现代的市民。8农村城镇化有利于集中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将分散的乡村工业集中于城镇，将难于治理的面污染变为点污染，将更易于管理和整治。9农村城镇化有利于武汉城市体系的完善合理,有利于武汉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体系“链条”中,农村城镇处于末端,通常被视为是理想的城市体系“金字塔结构”的基石,它们一方面接受大中城市

10、的扩散和辐射,同时又是各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规模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良性发展与体现的必要前提,从而促进大中城市的健康发展和整个城市体系的可持续发展。10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农民、农业和城乡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农村城镇化为农民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平等权的拓展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其次，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一方面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城镇中,另一方面依靠工业积累,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形成,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城乡的沟通、城乡差距的缩小和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接近和实

11、现,使二元结构一元化。（二）农村城镇化与武汉市的可持续发展截止到2003年，武汉市全市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0.8%，已进入城市化进程“S型”轨迹中的城市化的郊区化（逆中心化）阶段。在这一时期，武汉市的城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郊区（包括主城近郊区和远城区）的转移。纵观世界城市化进程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经验，但凡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上的城市都面临着郊区化，中心城区已远远无法满足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要素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值空间，而郊区化则顺应了这一发展潮流。可以说，正是各种经济要素从中心城区向外扩散催生了郊区化，因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60%，就应当积极引导各种要素的

12、流动，真正实现“实力在郊区”，积极推动远城区的发展和城镇化，从而为城市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大连市2003至2004年度城市化率达到63%，其郊区的生产总值在全市生产总值所占比重达到62.55%，而武汉在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为60.8%，而6个远城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仅为25.65%。这一反差一方面说明武汉市远城区经济和农村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同时也说明武汉市远城区的未来发展具有相当的潜力，主城区经济要素向远城区的转移势在必行。此外，主城区各种经济要素向远城区的扩散对于形成武汉市城市圈提供了产业基础和经济活力。武汉市构建“1+8”的城市圈，不是将武汉同周边几

13、个城市的简单加合，而是各个城市间资本、产业基础等要素的重新整合。而实现经济要素的有效整合和“1”与“8”的顺利对接，其核心还是在于推进武汉市远城区的农村城镇化发展，使其成为构建“大武汉圈”的桥梁和载体。因而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对于提升武汉市的发展潜力，对于增强武汉市发展的后劲，对于武汉城市圈的构建以及实现武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二、 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与现状（一）武汉市城镇化发展历程建国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武汉市的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60.8%，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武汉市城镇化进程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发展

14、历程。其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19491957年）。这一阶段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协调发展时期。武汉市非农业人口由105万增加到213万，城镇化率由28%上升到50%，年均递增2.8个百分点。2城镇化发展波动时期（19571978年）。这一时期武汉市的城镇化发展受国家宏观政策失误的影响，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可分为三个阶段。“大跃进”导致的过热阶段（19581960年）。三年内城市人口增加27万，城镇化水平由1957年的50%上升到53.4%，年均递增1.1个百分点。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后以停滞和衰退为主的波动阶段（19601978年）。从1960年到1962年，城

15、镇化率由53.4%下降到49.5%，年均下降2个百分点。随着1964-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适度放松了人口管制，到1965年，城镇化水平回升到50%。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经济濒临崩溃，大量城市居民被遣返农村，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干部举家下放农村，到1969年城镇化率下降到45.8%，之后城镇化水平徘徊在46%47%之间。“文革”后的政策调整造成的城镇化水平恢复阶段（19781985年）。大量下乡知青、下放干部回城及大学招生等，使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46.4%上升到1985年55.4%，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是强制性向农村疏散人口而出现

16、的反弹现象，相对应的是工业化水平下降，非农就业没有明显增长，并不具备支持城镇化增长的经济基础。3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时期（1985年以来）。改革开放后，稳定的政策环境使全市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使农村非农就业大幅增加。再加上这一时期出台的降低设镇设市标准、放宽农民进镇落户条件等政策，提供了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最近18年来，武汉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在加快，第一个五年年均提高0.1个百分点，第二个五年年均提高近0.3个百分点，第三个五年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以上，而20012003这三年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以上，其中，2003年提高一个整百分点

17、，达到了60.8%（如下面的图表所示）。根据国际经验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阶段性规律，当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城镇化的速度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因此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武汉市的城镇化速度仍将保持较快的速度。表1 武汉市19852003年的城镇化水平年份1985199019952000200120022003总人口（万人）608.39669.75710.01749.19758.23768.1781.19城镇化率（%）55.455.957.358.959.259.860.8农业人口（万人）271.34295.36303.33308.05309.34308.75306.21图1 武汉市城镇化水平变化图表

18、1与图1数据来源：武汉统计年鉴（2004）（二）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成就1. 城镇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全市目前已形成7个主城区、6个远城区，在远城区中初步形成6个城关镇、20个中心镇和其他小城镇的城镇体系框架。小城镇体系建设有较大进展，形成了以主城、远城区的重点城镇和中心镇为骨干，其他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其城镇体系的分布呈现出以长江、汉江、京广铁路、沪蓉高速公路、107国道、318国道等以交通干线为依托的城镇发展带和城镇发展轴。六个远城区的城关镇建设规模适度扩大，外环线上的重点城镇也在加速发展中，初步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中小城镇。2. 城镇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突出。主城区和远

19、城区的各个中小城镇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区域，城镇中集中了大部分的工业、科研、教育和科技力量，是各自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对全市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日益重要的主导和带动作用。2003年，全市以占60%的非农业人口创造了90%以上的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上缴税收占全市的80%以上 从后文的表2中可以看出武汉市城区与郊区的经济状况的比较。3. 城镇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各城镇的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变了全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状况，呈现出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口比例不断提升，第一产业产值和从

20、业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 产业结构的状况可以从文后的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在就业结构方面，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例已从1988年的22.7%：42.6%：29.7%调整为2003年的20.2%：31.5%：44.8%。其中，当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重比1988年有了较大的下降，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比重有很大幅度的提升，这除了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变化的原因有关外，另外也反映出武汉市的第二产业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当前对劳动力人口的吸收能力有限（下文中还将有进一步的论述和分析）。4.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有较大的提升，城镇综合功能日益完善。小

21、城镇建设通过工业经济积累、吸引投资、综合开发、争取省市相关部门支持等途径，年均投入2亿元用于小城镇的水、电、气、路、桥以及环卫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目标项目“六制”管理(即招投标制、项目法人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施工图审查制、工程备案制)，全面提高了工程建设质量。通过在各重点镇、中心镇的政府中引入竞争机制，对城关镇、重点镇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定期 组织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作为各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助资金的依据。通过以上经济上、管理上的各种措施，武汉市各个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投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均有了很大的提升。5. 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得到提高。从1998

22、年开始，采取对规划、建筑设计、施工管理、质量控制和验收标准“五统一”的建设方式，重点实施了农民新村建设试点、移民建镇、社区(小区)三大工程建设，另外在主城区通过旧城改造工程，改造了一批旧房、危房，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03年，全市32个农民新村新增竣工面积10.25万平方米，入住693户，转移农村人口2425人，全市小城镇镇区人均居住面积达24平方米。（三）武汉市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1. 城镇发展规划修编滞后、缺乏全局性和前瞻性，规划执行力度不强，导致小城镇建设的混乱和经济发展的落后。武汉市现有的重点城镇和中心城镇，虽然近几年的发展已初步显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是其功能定位还没有

23、与全市总体规划很好地结合起来，致使城镇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合理，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表现如下：一是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缺乏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导致城镇空间布局不合理，城镇等级、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定位不准，严重影响各区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特别是有些区存在着“规划跟着项目转”，因此规划方案经常调整，缺乏前瞻性、全局性和强制力，使规划失去了指导意义；二是城镇总体规划修编进度缓慢、质量参差不齐、审批滞后，滞后的修编还导致城市建设的无序，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三是小城镇镇区的详细规划编制工作起步较晚，覆盖面和质量难以达到建设新型小城镇的要求，特别是随着武汉市经济发展和规划的多次修编，在武汉有一些跨区的经

24、济发展规划区，如武汉新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新规划区的发展与原来的规划存在冲突，给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混乱；四是城镇规划对自然资源整合、地域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挖掘和利用不够，使小城镇固有的特色和文化内涵难以彰显，如江夏区、黄陂区的历史久远，文化古迹众多，但却缺乏深度挖掘，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五是规划实施不能一次到位，如有些乡镇领导届位思想严重，法律意识淡薄，缺乏长远和全局观念，只考虑到任期内的规划建设，甚至随意修改变更规划，造成后续建设无法综合配套；六是城市整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有时发生冲突，不能协调一致，给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造成有些地区的土地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严

25、重不足，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如东西湖区的吴家山台商投资区目前20km2的土地开发已经完成80%，现有的空间已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又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截至今年七月份已引进项目170余家，其中106家是工业项目，而开发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中农田规划居多，而建设预留地少，致使项目可用范围较小，不能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2. 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1年武汉市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15.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9个大中城市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但是城镇化水平仍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一是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的脱节。一般来说，在工业化时期，城镇化与工业化呈同步发展趋势。据发达国家

26、的数据测算，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97。1985年到2001年，武汉市工业化率由81.2%上升到93.7%,增加12.7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化率仅由55.4%上升到59.2%，增加3.8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2001年武汉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34.5个百分点，低于非农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18.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不仅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而且加剧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扭曲。3. 城镇管理仍处于一种粗放型经营状态，缺乏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对外开放的扩大、武汉建设“世界工厂”的举措和部分传统产业向乡镇的转移，使各

27、区各乡镇的招商引资工作如火如荼，出现了竞相降低标准、盲目优惠、攀比数量的状况。从短期来说，这种量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推动城镇化，但从长期来看，低标准和过度优惠造成了大量圈地的经济泡沫和资源的低效利用，因此，这样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缺乏可持续性粗放型的城镇经营策略使得城镇化进程在量的扩张中缺乏质的提升，城镇化质的进步落后于量的增长。4. 远城区的“集聚效应”不能凸显，影响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目前在华中地区来看，武汉城市首位度太高，缺少与周边城市网络式协调发展的机制；从城市内部来看，主城区同样“一股独大”，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将众多的资源（资金、人才等）都吸收到了主城区，而远城区的经济实力

28、相对较弱，经济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制约，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效应表现不足，和现代化的城市化发展方向“实力在郊区”相差较远。具体表现为：一是远城区经济实力较弱。很多项目都在主城区或其临近地区落根，远城区得不到强有力的辐射，因此其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水平都比较低。现已“撤郊改区”的原城市郊区县的经济发展实力提升也并不明显，除东湖、沌口两大开发区发展不错以外，其他区离“实力在郊区”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从表2中可以看出武汉市与全国其它城市的郊区经济实力的差距。二是远城区的城镇规模偏小，缺乏人口在10-20万人规模的市镇。2001年全市小城镇118个，平均每个镇人口6440人左右，约每70平方公里

29、有一个小城镇，呈分散化等距离均匀分布，近郊和沿长江密度稍大。常住人口8万人以上的小城镇仅4个，5-8万人的8个，3-5万人的27个，常住人口3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有79个，占67%。还有不少小城镇处于沿路一字拉开式的“马路经济”的低级阶段，如汉南区的大部分城镇都是“镇不像镇，村不像村”，城镇规模相当的低，难以形成与主城区相对应的人口和产业规模，且大量基础设施达不到合理规模，各项服务水平也较低，城市文明远未形成气候，导致主城区产业难以向小城镇疏散。从表3中可以看出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水平还很低。表2 2003年武汉与其他城市城郊区(县)经济实力的比较 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全市（亿元）城区（亿元）郊区（

30、亿元）郊区占比 %全市（亿元）城区（亿元）郊区（亿元）郊区占比 %北京3611.94271.9482022.7592.54395.94196.633.18大连1632.60611.41021.262.55110.5343.9566.5860.24杭州2092.00996.821095.1852.35150.39106.0144.3829.5宁波1786.85792.72994.1355.64139.4180.4958.9242.26重庆2250.11883.471366.6460.74206.93103.65103.2849.91哈尔滨1414.8827.42587.3841.5276.459

31、.2217.1822.49武汉1662.41235.92426.4825.6580.4064.0616.3420.32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统计网。根据2003年中国城市统计公报的统计口径,武汉市郊区为原改区的四个郊县和东西湖、汉南两个郊区在内的远城区。表3 2002与2003年武汉市远城区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总人口（万人）非农业人口（万人）城镇化水平（%）2002年2003年2002年2003年2002年2003年东西湖区23.6023.946.366.7026.9327.99汉南区10.8010.731.942.1617.9420.13蔡甸区48.0547.9711.8412.0124.

32、6525.04江夏区66.3767.7018.3419.3427.6228.57黄陂区110.76111.3118.6919.2016.8817.25新洲区95.1795.7721.6921.8422.7922.80远城区总计354.76359.4278.8681.2522.2322.73全市总计768.1781.19459.35474.9859.860.80资料来源：根据武汉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水平，目前按照在当地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计算为22.73%。但由于存在着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口，因此这个数字没有反映武汉市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如果按全国外出打工和武汉外出打

33、工的农民比例推算的话（打工人口算为从事非农产业人口），武汉市远城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估计为33%左右。 三是主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全市人口布局有待完善。主城区人口密度偏高，尤以中环线以内最为突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831万,主城区常住人口481万，人口密度为5417人/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市947人/平方公里的水平。主城区人口80%左右居住在181平方公里的中环线以内，人口密度高达2.2万人/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不足50平方米。而纽约人均用地为110平方米，东京为82平方米，香港为150平方米。中环以内人均用地与我国10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标准相距甚远。人口密度偏高带来了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污染加

34、剧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5. 产业同构情况突出，未形成互补型的结构优势。武汉市城镇化进程中缺乏从全市角度和长远角度出发考虑产业布局和发展，小城镇各自为政，相互之间未形成有机联系的合理功能分工，产业同构情况严重。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各区的特色产业不够突出，多是根据少数人的偏好来制订产业发展规划，视野狭小，未能站在全市的高度，通过充分考虑到市场容量和自身的比较优势来考查本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的选择，即使在近期的产业发展规划中也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二是缺乏龙头企业，产业发展的小区域集聚程度不够，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影响集聚效益的发挥和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

35、导致城镇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带动力和辐射功能不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缺乏大规模强有力的产业作支撑。三是区内和各区之间的现有产业的关联度不够，相反，大量小规模重复建设产生了资源浪费、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市场恶性竞争、污染环境等问题，造成生产成本高，产品缺乏竞争力。由此失去了各区在产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双赢”的机会。6.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规划不合理，严重制约武汉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到未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当武汉市加快城关镇、重点镇道路、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适度扩大城镇规模的时候(量的扩张)，国内先进城市的小城镇已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着手建设大型的污水处理设施和无害化垃圾处理厂(质的

36、提高)。武汉市城镇建设的落后和全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欠账是分不开的。首先，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建设资金来源不足，直接导致远城区城关镇、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严重滞后。2003年，武汉市6个远城区城关镇实际完成建设投资为1.66亿元，平均建设规模2767万元，仅为省内随机抽样10个县级市平均投资规模5600万元的48.9%，而六个远城区建设局2003年末平均负债却达2000万元，可见基础设施投入能力很弱，资金严重不足。远城区的排水系统基本上都是雨污合流，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到自然水体中，如处于市中心的东湖等各个大小湖泊成了排污的场所，湖水质量日益降低；江夏区环汤逊湖地区的污水全部都排入了汤逊湖中，

37、这不仅将会影响到环湖周边地区的土地价值，还会严重制约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武汉作为全国的“百湖之市”，其水域特色能否表现出来，并得以维护和开发，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其次在各城镇的道路、给水、供电、消防、邮政系统等基础设施规划方面，普遍存在规划、布局不合理的现象，无法满足居民的现实需求和城镇未来发展的需要。例如在道路建设与规划中，未能与城区未来的发展趋势相结合，不仅不能成为联系区内与区间经济发展联系的纽带和支撑体系，反倒成了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在经济地理上造成人为的分割，阻断了其内部的经济联系。如何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长远的规划和布局，将是各城镇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

38、题。7. “灯下黑”：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制度的缺失导致城乡非协调发展，农村被边缘化，“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武汉市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的数量、规模越来越大，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也越来越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在这些城镇的周围郊区的农村，则不断的破碎化：耕地损失、土地抛荒情况日益严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的青壮年等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流到城镇中去，而农村出现空心化趋向，此外郊区农村的环境也在退化，农村文化、生态、景观功能逐渐丧失。总之，在城镇周围的郊区农村正在逐渐脱离发展的主流，农村经济发展对整个武汉市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

39、力在降低，被动地受到城市发展的辐射。城乡的非协调发展，除了有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这一原因外，造成城乡差距过大以致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的缺失，如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变迁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以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以及更高层面的土地产权转让制度）为例，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土地流转制度方面，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与随意性，从而导致土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土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土地流转目标缺乏效率，土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最终结果是无法培育出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要求的土地经营主

40、体，农民利益受到伤害。目前，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还未发育起来，土地流转的控制权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其间往往因长官意志而失去应有的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不规范必然导致农民利益特别是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在土地征用制度方面，由于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需要征用大量农业用地。此时，如果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由此造成的失地农民很容易陷入失业困境，生活失去出路。在武汉市城镇化发展的现实进程中，一方面城市扩张，基础设施供给状况改善，但农民进城的门槛费反而节节攀升，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并未得到足够补偿，城市扩张土地升值后，不仅没有带动更多的农民进城，反而连近郊农民也因失去土地而难以生存。在这种经济

41、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武汉远城区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农民的“新三农”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另外，在我们对武汉市几个远城区的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属于空白，或还只是在政策意向性层面的探讨、研究中；而已推行这一制度的区，在制度的具体实行过程中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以至于该制度有其名而无其实。在农村的养老制度上和合作医疗制度基本类似。总之，最后的结果表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收入、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受教育水平、医疗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拉大，由此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影响农村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8. 远城区二、三产业不发达，

42、各种制度性障碍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缺乏动力机制。目前武汉远城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村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呈反向变化，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长期、稳定的转移。可是现在远城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无序的游动状态，有很大的盲目性，主要依靠亲缘关系和地域便利实现转移，缺乏产业支撑，而各种制度性障碍则阻碍了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首先，乡镇企业发展步伐渐趋缓慢，劳动吸引能力不强，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不高，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的载体。而产业的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使乡镇企业对低层次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减少。虽然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较快，但总体经济规模不大，

43、吸纳劳动力的数量有限，二、三产业发展不够，吸纳的从业人员有限。目前从武汉各个远城区城镇化水平来看，有两种计算口径，一个是按户籍人口计算，户籍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城镇化水平；另一个是按人口的长期居住点来计算，镇区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城镇化水平。下图为2003年各个远城区的不同口径的城镇化水平状况：图2 2003年武汉市各远城区城镇化水平（按不同口径统计）数据来源：各远城区的相关统计数据。从图2可见各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明显高于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东西湖区和汉南区尤为突出。这说明各区的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够，城镇化的发展缺乏产业的依托。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远城区三次

44、产业的结构，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产业的比重还很大，占到1/4强；而第二产业比重太小，表明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工业还不发达。表4：2003年武汉市远城区三次产业结构比 GDP总量（亿元）第一产业（亿元）占比%第二产业（亿元）占比%第三产业（亿元）占比%东西湖区44.497.8215.727.1754.79.529.6汉南区13.994.4227.734.7529.754.8242.52蔡甸区39.9110.1922.516.4236.213.341.3江夏区75.4220.6524.1918.8222.0535.9553.76黄陂区75.9823.3530.717.8823.534.

45、7545.8新洲区73.9019.8923.9218.6122.3935.453.69远城区总计323.6986.3226.67103.6532.02133.7241.31资料来源：根据各区的2004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来表5：2004年武汉市远城区三次产业结构比GDP总量（亿元）第一产业（亿元）占比%第二产业（亿元）占比%第三产业（亿元）占比%东西湖区50.638.2616.3126.2651.8716.1131.82汉南区15.954.7129.535.6135.175.6335.30蔡甸区45.1811.0724.5013.2629.3520.8446.13江夏区85.3821.8725

46、.6122.9126.8340.647.55黄陂区85.8125.2529.4320.9624.4339.646.15新洲区83.1421.0425.3121.5925.9740.5148.73远城区总计366.0992.225.19109.8930.02163.2944.60资料来源：新洲区2004年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其次，制度障碍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弱化。尽管一些地方近来纷纷出台户籍改革措施，拆除了“硬门槛”，但是，“软门槛”依然存在，依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和就业体制等制度并没有实行相应的彻底改革，进城农民要想与城市居民真正享受同等待遇还要有个过程；同时，带有福利性质的土地制度及其有偿流转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即使想进城的农民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而成为了城乡两栖、亦工亦农、流动兼业的农民。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9. 制度的缺失、政府的“缺位”、融资的困难导致民营经济发展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制约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民营资本已经进入了武汉市绝大部份行业，民营经济总量已占全市GDP总量相当大一部份，民营经济还提供了相当大比例的财政收入，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成为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