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如所周知,自唐代中叶以后直到五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换期。所谓藩镇的职业军人集团的得势正好在这时期,从而研究藩镇问题,有必要对这一过渡期的政治权力的构成进行探讨。本文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特别提出牙兵等藩镇亲卫军来进行分析,因为亲卫军是藩镇兵力的核心。藩镇的兵力分两部分,一是治州(即会府)所在的军队,一是分置在所管各地的外镇军。掌握外镇军是初期藩镇势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如后文所述,由于宪宗后期的改革,藩镇对外镇军的指挥权被分属于各州刺史,因而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以暂时恢复。构成外镇军的有一部分是当地的乡兵,这是值得注意的,但主要的兵力是会府派遣来的,被任命的镇将一般也是藩帅的心腹之人。会府集
2、中大量的兵力,形成藩镇兵力的源泉,藩帅又从其中选拔精锐,作为所谓牙兵(牙内军)这种亲军。此外,有些强藩还培育了很多私人兵力。这些亲卫军的动向,足以左右各藩镇的命运,这将随文予以说明。到了五代,外镇军的镇将也多由当地的土豪担任,而藩镇则没有十足地当地化,这将在文末论述。因此,五代藩镇兵力的中心依然在亲卫军。关于亲卫军的研究,过去也不是没有,但不是只限于唐代,就是只限于五代,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若干的不同见解,这些问题将在后文和注中谈及。过去我国对藩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藩镇和朝廷的对立这一焦点。当想到藩镇是在唐朝的衰落和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分权势力时,对这种看法当然应予重视。但这些研究表明,藩镇反抗朝
3、廷最激烈的时期是在安史乱后的几十年。从德宗初年的创设两税法(780),到宪宗晚年的军制改革(819),在这一段时期内唐朝的复兴政策收到了一般的效果。也就是由于这个改革,过去藩镇对其管内各州兵力的指挥权,被分属于各州刺史,而且以后的节度使也多由贵族和儒臣担任,以防止发生叛乱。如同这个事情本身后来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样,在研究唐代藩镇的全貌时,也应注意这个事情。但由此得出“藩镇在两税法创设以前是发展时代,在宪宗的改革以前是极盛时代,此后是弱化时代,群雄战乱的唐末可以说是变态时代,到了五代是临死时代,到了宋初是死亡时代”。这样的结论,是难以冒然赞同的。在藩镇之外探索变态时代的唐末变革的必然性,固然有
4、充分的根据,然而能说藩镇和这个时期的变革丝毫无关吗?在研究藩镇在过渡期所起的作用时,应特别注意者一点。在对抗朝廷的诸藩镇之中,有从安史方面投降过来的魏博、成德(镇冀)、卢龙(幽州)所谓的河北三镇。这三镇通过唐朝一代不向朝廷输纳贡赋,自署官吏,在唐朝统治之下持续他们的特殊小王国地位。这种河北三镇的特殊传统被称为“河北旧事”。但这种小王国式的藩镇,一时也不止是这三镇,此外还有很多。在安史乱后的代宗时代,三镇之外的相卫、平 卢(淄青)、山南东道等,也“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代宗末,德宗即位初,平卢、魏博、成德、山南东道的情况是“相与
5、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这四镇在实施两税法的次年发动叛乱,随后卢龙、淮西(彰义)也加入了。除山南东道很快被平息外,平卢、魏博、成德、卢龙一时都称了王,淮西甚至即了帝位。经过这次大乱的德宗时代,除去这些藩镇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不遵唐朝政令的藩镇。宪宗初的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的 元和国计簿上特别记录了“不申户口”的十五道名字,其中除去不负上供义务的西北边境八镇外,作为世袭诸镇的有易定(义武)、魏博、镇冀、范阳(卢龙)、沧景(横海)、淮西、淄青等河南北七镇。但此外还有宣武(汴州)、昭义(泽潞)、浙西、西川等也都公然
6、自立。这些藩镇对唐朝来说形成一大敌国,唐朝把遵守朝廷政令的称作“顺地”,以区别于“反侧之地”。如前所述,藩镇对抗朝廷最激烈的时期是在宪宗以前,宪宗以后藩镇要求的世袭获得承 认,发动较大叛乱的只有泽潞一镇,结果也被平息了。惟独河北三镇直到唐末为止还持续保有它们的特殊地位,但它们也不能颠覆唐朝的统治。初期藩镇的激烈对抗为什么反招致了宪宗时期唐朝权力得以暂时恢复的所谓宪宗中兴?河北诸镇为什么不能摆脱唐朝对它们的支配体制?而且在这时期怎样酝酿着唐末的战乱?经过战乱到了五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取例于上述诸镇,通过对其结构的分析,对以上诸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二在河南北诸镇中,和朝廷对抗最强烈的魏博的事例
7、含义最深:“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这表明了有名的魏博牙兵(衙兵)的成长过程。这就是调查管内户口,使老弱务农,使丁壮当兵,几年之间有了十万的兵力,又从其中选拔出一万来作为亲军,称作牙兵。成为兵力核心的牙兵又称作牙中军,中军,或牙内军。其他的兵力称作牙外军。观察这种军队的形成时,首先应注意的是魏博小王国的存在,也就是以从唐朝分离出来为前提。如果不是自置户籍,自署官吏,独揽管内的户口,那就不能组成这样军队。如果不是把征收来的租税集中在节度使手中,那就不
8、能对军队施行下文所说的“丰给厚赐”。其次要注意的是,依据户籍从一般户口中征兵的方法是官僚制的、也可说是古代制的特点。魏博对唐朝的支配虽然一般采取远心的行动,但充其量来说是想从唐朝分离出去,并不想另搞一套和唐朝对立的体制。它是一个小型唐帝国,这种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军队构成形式上。谷川道雄氏认为,安史之乱时颜真卿在河南北的起兵,是得到以土豪为中心的民众自卫团的支持,这里不仅有共同体的原理,而且还有超越它的阶层的原理,甚至乱后的河北三镇也摄取了这个原理。如所周知,从唐向宋的变化,就是作为土豪阶层成长的结果而发生的。可是只就魏博军队的构成形式来看,这种阶层关系至少还没有表面化。它依然是对个别人身或人头的
9、掌握,在这一点上它还没有超越古来律令制的支配。本来,唐朝的支配体制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阶层关系,到了玄宗时代就非常表面化了,可是它还没有大到对贯彻个别人身支配原理起妨碍作用的程度。虽和魏博牙军的情况多少有些差异,但可作为参考的有泽潞的事例:“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较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乡(兵),得成卒二万,前既不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军步兵冠诸军。”它在按户征兵这一点和魏博相
10、同,但所谓“乡兵”一词表明,至少在初期是农民兵,所以采取这样的兵制,和魏博相反,是由于财政的贫乏。关于魏博的情况,记载很简单,不能知道其编制的详细过程,因此不能断言它和泽潞有哪些不同;泽潞用的是三丁取一丁的方法,依然不能表现出阶层的原理,也就是说乡村土豪对农民的支配没有在这种兵制中直接体现出来。和魏博相比,其形式倒更近于府兵制。可是这种农民兵在藩镇制度中是一贯存在着的,它和藩镇的一般雇佣兵(就是由政府供给“春冬衣并家口粮”的“官健”)并存,但人数较少,它相当于所谓的“团结”或“土团”(就是征集部分农民,平时使他们务农,农闲时对他们施以军事训练,只给他们“一身粮及酱菜”)。这么看来,泽潞可能是起
11、初用“团结”的方法,后来把他们改成职业军人“官健”。这样的事例,其他的藩镇当然也可能有,即使规模的大小有所不同。藩镇军队中的“官健”,本来是指开元二十五年(737)从“诸色徵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来的“长住边军”的“兵防健儿”而言,他们之中有带着家属的“各给田地屋宅”。此后,安史之乱以来在内地列置的藩镇,尤其是反抗朝廷的强藩,即使以募兵为原则,也以某种形式和所在地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是不难想象的。如安置安史降将的卢龙、成德、相卫等河北诸镇,都是乱时叛军的地盘,大抵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降将镇守。只有魏博的田承嗣,据说他原来就是魏州刺史,但这个说法恐怕不对,他是以睢阳节度使(商丘)留守莫州投降的,或是在河
12、南郑州投降的。因此,田承嗣为了掌握新的所在地,有必要组织军队,上面的引文记载了此事。另一方面,泽潞的情况是,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抱玉以来,就有和河北诸镇反目的事情;此外,泽潞这个地方正当扼制诸镇的位置,为了和它们对抗,所以特意强化兵力。或者李抱真的头脑中已有了田承嗣的先例也未可知。岑仲勉氏指出,河北三镇叛乱的原因在于兵士的土著。问题是如何利用土著,只要想强化所在地的力量,就不得不采取上述魏博和泽潞的方法,这里存在着一个阶段问题。藩镇的土著化和它的佣兵原则,乍一看似乎是矛盾,但佣兵本来是依靠官僚政府的租税收入,而藩镇和所在地的联系方法如上所述是官僚制的,想到这一点时,就可知道两者决非是不相容的。不论
13、是魏博还是泽潞,它们的兵当然是“官健”,就是官方的雇佣兵。魏博的田承嗣所以编成那样的牙军,是为了拥有足以和唐朝对抗的强兵。特别是对作为核心力量的一万牙军(牙中军),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使成为自己的藩屏。由于依据佣兵的原理,藩帅为了强化兵力,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方法。其结果是魏博成了其它藩镇所不能及的强藩,但从反面看来,在父子世袭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权集团,这是应当注意的。起初从一般兵士中选拔出来的“魁伟强力”的兵士,不久就在魏博成了特权阶层:“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招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
14、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是当时所谓“骄兵”的实态。强化兵力的方法是给以优厚待遇,于是成了产生骄兵的原因。兵士的行动为待遇所左右,一旦优厚的待遇保不住时,藩帅的地位也就保不住了。河北诸镇虽然获得了所谓“河北旧事”的半独立地位,但藩帅的世袭也不一定成功,屡次为部下的兵士所废立。纵使是世袭,也是大多看能否得到兵士的拥护和承认。其所以如此,就是上述的原因。这里,一方面是企图强化兵力借此从唐朝分离出去,但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建立不了恒永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三以上是以魏博牙军的事例为主而开端的,魏博的牙军(牙中军)由于
15、名声过大,所以当时有把它的名称当作固有名词来看待的事。但无需说明,牙军本来是指藩镇亲军的普通名词。牙军的牙,原义是猛兽的爪牙,继而指大将军营前树立的大旗。由于地方的刺史本来是武官,所以把他的办公处所称为牙门(衙门),节度使执政的所在称使牙,所谓牙军就是守卫使牙的军队。城市中有牙门、使牙的称为牙城,因此牙军和其它军队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负有昼夜守卫牙城的任务。总之,牙军就是节度使的麾下军、近卫队的意思,所有节度使的兵力都是以牙军为中心而组成的。其中的强藩特意选拔精锐作为牙军,给以优厚待遇,和魏博一样:“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淮西少马,精兵
16、皆乘骡,谓之骡军。”这是相当于牙军的淮西骡军(骡子军)的来历,骡军的设置始于李希烈,一直持续到吴元济灭亡时为止。在卢龙,朱滔起初因为和节度使朱希彩同姓而被重用,常率领朱希彩的“腹心亲兵”,或“主衙内兵”。这个“衙内兵”相当于魏博的牙中军。横海节度使李全略(王日简),以其子同捷“主中军兵马”,这个“中军”也是指李全略的亲兵,李同捷的职务相当于魏博的“中军兵马使”。此外,当时权势超过节度使以下武将的监军使,也有自己的牙军。亲卫军变成了所谓的“骄兵”,屡次废立节度使,这种现象在唐代普遍存在。以下举出几个记载比较完整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实情。首先看记载宣武军状态的两篇文章: (1)“初玄佐遇军士厚,士
17、宁惧,复加厚焉,至万荣如士宁志。及韩张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骄不能御。则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时至,则加劳赐酒。公至之明日,皆罢之,贞元十二年七月也。”(2)“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1)条是韩愈作的董晋传。(2)条是旧唐书刘玄佐传。董晋是朝廷任命的,韩愈在他幕中(观察推官)。据(2)条所说,汴州的骄兵始于李忠臣,但汴州成为重镇的时间远比这早(参考表)。安史之乱开始时,在汴州设置河南节度使,乱后,把在汴州投降的张献诚安置在原地,
18、恢复河南节度使,治汴州。其后,安禄山的平卢军(治营州)兵马使田神功、神玉兄弟率军降唐转战内地,继张献诚之后为河南节度使。据说汴宋的防秋兵听到田神功的死讯后,大掠仓库回归乡里。田神玉死后,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孟鉴起兵作乱,所以“骄兵”的起源可上溯到李忠臣以前。平定灵曜之乱后,河南节度使解体,割汴州转属淮西节度使,治汴州。这正是李忠臣的时代。大历十四年(779),李忠臣暴虐,被李希烈所驱逐,因此淮西节度使又回到蔡州,以永平节度使(治滑州)李勉兼汴州刺史。这样,汴州又成了永平节度使的治所。李勉死后,建中二年(781)宋州刺史刘玄佐继任,二月始称宣武军,但治所好象在宋州,到了兴元元年(784),宣武军
19、才移到汴州。所以严格地说,宣武军是始于刘玄佐时代。经过上述变化的汴州地位,也是到了这时才确定下来。其次,据(1)条所说,似乎在董晋时废止了“旧事”,但如后所述,董晋死后又发生了兵士的叛乱,“旧事”的恢复是无疑的。宣武的兵力在刘玄佐时增强到十万,到韩弘时为止,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兵力。韩弘自贞元十五年(799)任汴州刺史以来到元和十四年(819)入觐时为止,二十年多一直在汴州,“四镇征赋,皆为已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依靠这样的财力当然可以维持这样的兵力,还对其中的一部分兵士特别给以优厚待遇,使他们出入牙内,担任宿卫。旧唐书卷145李万荣传记载李万荣驱逐刘士宁事
20、说:“万荣晨入士宁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余人。”又说:“既约亲兵于内,又召各营兵于外。”在这里,亲兵和各营之兵是对比而言的。又据旧唐书卷156李质传记载长庆年间韩充将到汴州前的事说:“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由此可知,亲卫兵(使衙的牙兵)的兵力和特权一直持续到长庆年间。在韩弘时期,已经杀了“凶卒”三百人左右,到了韩充时期又杀了千余人,宣武的“骄兵”历史就于此告终了。对于牙军,除平常的赏赐(这自然也比一般兵士多)外,还每天宴飨他们。宪宗前期的强藩泽潞节度使卢从史“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下面所引徐州武宁军的事例也说: “每日三百人守卫者。”三百人可能是牙军值勤的标准人数。如
21、前所说,值勤是牙军的最重要任务,所宴飨的自然是这些昼夜值勤的兵士。对于其他的兵士也屡次给以临时的赏赐,特别是在藩帅的交替或废立的时节,这类事更为显著。下面也是宣武的事例。“旧例,使长薨,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直,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每人不过得盐三二觔,军情大变或劝长源,故事有大变,皆赏三军,三军乃安。长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贼,以钱买健儿取旌节。兵士怨怒滋甚,乃执长源及叔度等,脔而食之,斯须骨肉糜散。”陆长源是董晋的行军司马,董晋在世时他就实际上执行政务。这是董晋死后,他要接代董晋时发生的事。据此可知,宣武军每当节度使死了都发给兵士布帛以制
22、丧服。再者,所谓 “有大变”,大多是指当节度使的废立时,新任的节度使必须特行大赏以买取兵士的欢心。我们一读各个节度使的传记,就可知道这样的事在唐代藩镇中是广泛通行的。陆长源一伙人要废除这种“旧事”,因此在兵变中被杀。所以节度使的行动一旦损害了军队的既得权益时,就立刻引起兵变,兵士在兵变中相继改换自己的主帅。下面再看徐州武宁军的事例。(1)“初王智兴得徐州,招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寖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 逐帅。”(2)“徐州将士
23、,自王智兴后,骄横难制。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者,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使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上所述,宣武军的“骄兵”是在长庆年间灭亡的,而河北三镇以外的强藩,大体上是在这个时期以前。可是徐州“骄兵”的产生却在长庆年间以后。这是,因宪宗的中兴而暂时废止“旧事”的河北三镇,又相继叛乱,恢复旧状。率军讨伐河北的徐州节度副使王智兴反倒回军占据了徐州。据(1)条说,王智兴招募的兵力为二千人,有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名称。旧唐书卷164王式传作“银刀等七军”,可知是分成银刀以下七个部队。又册府元龟卷413将帅部“招募”条作“王智兴,
24、太和中为徐州节度使,奏请新招子弟一千八百人,衣精”,虽然兵力作“一千八百人”,而指的还是这时的事。 “子弟”这个 词和“子弟兵”、“子弟义军”、“山河子弟”等词,散见于这一时期的藩镇史料中,很难给它的含义下个严密的界说,但既然称作“子弟”,这就表明它和本地人有一些“父兄”的关系。而且从“奏请新招”这句话看来,这些精兵可能是从武宁军管下的一般民众中新徵来的,也许还是强制徵来的。王智兴时,徐州全军号称三万,一千八百人以至二千人只是它的一部分,据(1)条的“番宿卫城”这句话,表明它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牙内军”。又据(2)条所说,他们每天有三百人值勤,并且“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这种状态和上述宣武军“
25、幕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的状态完全相同。还有,“父子相承”所形成的特权集团,也和魏博牙中军的“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相同。王智兴掠夺埇桥盐铁院的货币和经过汴河的进奉以及商人的货物,并在管内的通商要地泗口设卡徵税,用这种手段来支持他的花销。还在泗州设戒坛私度僧尼,每人徵收二缗钱,以致苦于横徵暴敛的百姓渡过淮河蜂拥而至以求出家。他用这些收入款待银刀军,每天宴飨将士,这也和宣武军相同,他们“日费万计”。徐州节度使田牟甚至在宴席上加入兵士行列,拍着他们的背执板歌唱,以此来博得他们的欢心。其结果是,从第一代的王智兴以来,代代的节度使都为兵士所废立。物极必反,在接近唐末的咸通三年(862),节度使王式率兵
26、击溃银刀军,被杀的“徐卒三千余人”,这可能是银刀军的人数后来又增多了。但徐州军的历史并没有到此结束,残余的兵士又逃亡为盗,骚扰这个地方,咸通九年的兵士和农民的叛乱,引起了庞勋之乱,打通了走向黄巢之乱的道路,关于这问题已有谷川氏和我的论述。和宣武军等的情况相比,反映了时代的不同。以上诸事例表明,成为强藩的节度使,起初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势力以对抗唐朝,给兵士中的亲卫军以厚赏优遇,但反而壮大了兵士的势力,以至不能驾御,导致了藩镇内部的节度使和兵士的严重对立。因此节度使的地位常不稳固,脱离唐朝中央政权而独立的支配秩序总是建立不起来。为了对这种藩帅和兵士关系的变化以及藩帅交替的实况作更为具体的探讨,下面再
27、次观察魏博的情况。 附表:穆宗以前宣武军藩帅交替表张献诚(宝应元 762)田神功(广德二764)田神玉(大历九774)李灵曜(大历十一776)李忠臣(董秦)(大历十一776)李勉(大历十四 779)刘玄佐(洽)(建中二781)刘士宁(贞元八792)李万荣(贞元九793)董晋(贞元十二796)陆长源(贞元十五 799)刘全谅(逸准)(贞元十五799)韩弘(贞元十五799)张弘靖(元和十四819)李愿(长庆元821)韩充(长庆二 822)令狐楚(长庆四824)四关于魏博牙中军的“骄兵”状态,前引的史料说:“年代寖远,父子相袭, 亲党胶固变易主帅,有同儿戏。”所举变易主帅事例的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
28、、乐彦祯等都是后半期的节度使,这是值得注意的。当仔细观察这些事实时,就可发现魏博节度使和兵士的关系在初期和后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先作一魏博节度使交替表(表)如下:表:唐代魏博藩帅交替表*藩帅名出身、家族关系前职继承年月继承事实1田承嗣平州人卢龙裨校广德元年(763)闰正月自史朝义方面归降2田悦承嗣侄中军兵马使大历十四年(779)二月承嗣指定,使诸子辅佐3田绪承嗣子兵马使(主牙军)兴元元年(784)三月杀悦及其左右,使诸将拥立4田季安绪子节度副大使贞元十二年(796)四月绪死时,年十五,为左右及军士拥立5田怀谏季安子节度副大使元和七年(812)八月年十一,母元氏使诸将拥立6田弘正(兴
29、)承嗣从兄弟子牙内兵马使/步射都知兵马使同右朝命不至,军中不安,牙兵数千拥立7李愬陇右人昭义节度使元和十五年(820)十月田弘正移镇成德,愬自他镇入8田布弘正子泾源节度使长庆元年(821)八月成德军乱,杀弘正,李愬病,任命布9史宪诚奚族,灵武建康人中军都知兵马使长庆二年(822)正月讨伐成德失败,诸军依“旧事”拥立10何进滔灵武人牙内都知兵马使太和三年(829)六月宪诚欲竭府库移河中,将士杀之拥立11何弘敬(重顺)进滔子都知兵马使开成五年(840)十月进滔死,军中拥立12何全皞弘敬子咸通七年(866)六月弘敬死,军中拥立13韩允中(君雄)魏州人魏裨将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全皞减将士衣粮,将士
30、杀之拥立14韩简允中子节度副使乾符元年(874)十一月允中死,军中拥立15乐彦祯(行达)魏州人澶州刺史中和三年(883)二月简乘乱讨河阳而失败,军中拥立16罗弘信魏州景乡人牙将文德元年(888)二月彦祯子从训和牙军对立,军士立赵文(王+弁),又杀文(王+弁)拥立弘信17罗绍威弘信子节度副使光化元年(898)九月弘信死,军中拥立18罗周翰绍威子节度副使开平四年(910)五月绍威死,世袭如上表所示,前半期的藩帅地位为田氏一族所据(参考表),但在继承方面并不顺利。田承嗣舍去他自己的十一个儿子而指定侄子田悦为后继者,这就留下了问题,于是发生田绪杀田悦的事。但不论是田绪杀田悦,还是从田绪下传到季安、怀谏
31、,前期藩帅交替的主导权,大体上在节度使本人和他的左右心腹人手里。可是他们尽力寻求兵士的支持也是不能否认的。需要这种支持的头一个理由是,在对唐朝的作战中直接得到兵士的协力是非常必要的。田承嗣和田悦的时代是魏博势力的确立和发展的时代。田承嗣所以选择田悦为后继者,也是因为信赖身为中军兵马使的田悦的军事才能。田悦立后不久,唐朝为了施行两税法,派遣黜陟使到河北,计划从魏博的七万军中削减四万,田悦趁这机会散放家财交结兵士。当时魏博处于单独抵抗唐军的困境,于是田悦和将士结为义兄弟,使富民出财并倾府库所有大赏将士,因此得到将士的协力,终于突破难关。继而在和唐朝讲和以后,藩帅们为了得到唐朝承认他们的继承权正式授
32、以节度使官位,也需要兵士的支持。从田绪以下到怀谏,策划世袭者实际上是他们的左右亲近和怀谏的母亲,他们所以采取兵士拥立的形式,是因为依靠这种形式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唐朝的承认。唐朝承认兵士拥立的节度使是在安史之乱时,资治通鉴指出,节度使由兵士废立始于乾元元年(758)十二月对为兵士所拥立的平卢节度副使侯希逸的承认。从安史之乱时到乱后,已经衰落的唐朝促成了承认兵士废立节度使的惯例,从而作为节度使来说,更加需要兵士的支持以便向唐朝施加压力。田季安死时,其妻元氏为了使儿子怀谏继承父位,还得要求将士的支持。可是由于怀谏年幼,权力被家童蒋士则所掌握,反而压迫将士,所以军中的不满情绪高昂。此外,这已是元和七年
33、(812)的事了,由于没有得到唐朝的承认,使得怀谏的左右亲近不知所措,形成“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的局面,于是将士舍去怀谏拥立田兴(弘正)。田弘正自己本无作节使的意图,主导权开始为兵士方面所掌握,从而可以主动地进行废立。从田承嗣到怀谏,他们的政策是,求得兵士的支持以对抗唐朝的集权势力,使唐朝承认魏博的世袭权。田弘正的被拥立,说明这个政策由于内部和兵士对立,外部面临唐朝的压力,终于暴露出它的破绽。田弘正的父亲廷玠,是田承嗣的从兄弟、田悦的节度副使,由于反对建中二年(781)田悦的反唐战争而引退。这样的对立在其它的藩镇中也有,但魏博田氏统治的危机使得田氏家族的和平派再度上升。田弘正很快地把管内六州
34、的地图和人民、军士、吏员的户籍献给唐朝,并请由唐朝委派幕僚,元和十四年(819)亲自入朝,以这些行动表示废除“河北旧事”。魏博的这个变化,使河北的一角崩溃,进而促成了宪宗时期的所谓“中兴”。但这种政策和它带来的后果,和当初拥立的田弘正的将士们的意图自然相背。从田弘正方面来说,越来越害怕兵士对藩帅世袭的发言权,因此更促进了魏博的中央化,他的兄弟子侄也都是唐朝的官僚贵族,居住在长安、洛阳的有几十人,每天花费二十万钱,河北的财富被大量运出,以此引起将卒的不满,成为后来叛乱的原因。田弘正入朝的次年(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开始移动河北藩帅,田弘正移镇成德,李愬移镇魏博,张弘靖移镇卢龙,全都是由
35、唐朝任命的。但转过年来的长庆元年,卢龙、成德立即发生兵乱,唐朝任命田弘正之子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以防患于未然。田布把自己的俸禄和魏博的旧有财产全都分赐将士以鼓励他们保持忠诚,但并未见效,讨伐成德的战事还是失败了。因而使魏博负担了大量的军费,结果引起兵士不满而发生叛乱,拥立史宪诚为节度使,又恢复了“旧事”。太和三年(829),唐朝又移史宪诚镇河中,分相、卫、澶三州另任节度使以谋恢复;但当史宪诚擞刮府库财富要出发的时候又发生了兵乱,拥立何进滔为节度使。唐朝对恢复事业还没有死心,何进滔死时又促使进滔子弘敬归朝,但没有成功,河北的旧事终于没有被打破。其后,弘敬之子全皞因“骄暴好杀”,削减将士衣粮,又发生了
36、叛乱,拥立韩君雄为节度使。值得注意的是,韩君雄以后的节度使都是魏州当地人。以上的事例表明:第一,兵士发动叛乱是由此引起的。兵士的“丰给厚赐”是由从唐朝分离而独占租税收入的“河北旧事”得到保证的,这个“旧事”是初期的藩帅田承嗣、田悦等人所建立的,但到了后期,维持这个体制的是兵士。第二,从藩帅方面来看,藩帅废立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兵士手里。史宪诚、何进滔还是田氏时代任用的武将,在何进滔时代还是魏博的客人,但自韩君雄以后的节度使都是魏州当地人,是从牙军伙伴中出身的藩帅。耐人寻味的是罗弘信被拥立的情况。“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窃异之。及废文(王+
37、弁),军人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之曰:白须翁早以命我。众乃环而视之,曰:可也。由是立之。” 节度使的地位对兵士来说,为了维持由来已久的魏博体制,为了保证“丰给厚赐”,是必不可少的,从而可以和节度使进行政治交易。这样被拥立的节度使,自然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把希望分离的兵士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统治的秩序,冲破唐朝的官僚体制终于不可能。所以,宰相李德裕说:“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确实可以说是独具慧眼。 到了这时,藩帅关心的倒是如何统治牙兵这一问题。据说,何进滔曾把杀害前任史宪诚的牙兵中的强悍者除掉,但此事的真伪不明。乐彦祯时代,其子从训召集五百多亡命徒,
38、号称“子将”,用作心腹人以和牙军对抗。结果是从训害怕了,逃到外郡,作了六州都指挥使兼相州刺史,大量运出武器和资财,因此引起牙兵的疑惑,于是拥立赵文(王+弁)以代替乐彦祯。乐从训得到朱全忠的援军进迫城下,文(王+弁)不出兵应战,因此牙兵又杀了赵文(王+弁)而拥立罗弘信,打败了乐从训的军队。到了罗弘信之子罗绍威时代,发生了牙将李公佺的叛乱,从此罗绍威越发害怕牙兵,打算借助已结有良好关系的朱全忠的军队消灭牙兵。 这时恰好罗绍威之子廷规的妻子死了,她是朱全忠的女儿,因此朱全忠借口参加葬礼送去亲兵千人,把武器藏在囊中进入牙城。一天夜里,朱全忠的亲兵约好罗绍威的奴客数百人一起突袭牙城内外的牙兵,据说大约杀
39、死了牙中军和他们的家族八千人,此外,还消灭了州外的牙外军二万以至五万人。如上所述,魏博的半独立体制是以牙兵之力维持到唐末的,但魏博的牙兵也和宣武、武宁的牙兵一样,终于未免被诛灭的命运。可是由于魏博的半独立性是靠牙兵来维持,所以牙兵被诛灭的结果是,魏博在新兴的朱全忠的势力面前,变得毫无能力了。附表:魏博田氏世系 璟延恽 守义廷玠 承嗣 融兴(弘正) 悦 缙 绅 纯 绘 绪 绾 纶 绎 华朝 维牟群 布季安 季直 季和怀让 怀询 怀礼 怀谏五以上是我对构成藩镇兵力核心的牙军所作的考察,依据最后所说的魏博事例也可以表明,当时的节度使在牙军之外还蓄养相当数量的身边亲兵。罗绍威诛除牙军时使用“亲军数百人
40、”,这些人被称作“厮养百十辈”,或“奴客数百”,这表明它和作为正规官健的牙军不同,它是节度使个人的私兵。“奴客”这个词,不是仅指罗绍威亲军的构成人员,它表明当时武将的私兵是有家内奴隶和客(主要是投靠武将个人的亡命徒)构成的。这从以下的事例 足以证明。乐从训召集“亡命之徒五百余辈”,使他们出入卧内,称之为“子将”。如果从“子将”的“将”而联想到大将等的“将”,就感到这个名称有些奇特;但如果想到“子将”就是“小将”的意思,当时武将的左右亲信常被称为小校的事例,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旧五代史卷23刘鄩传说,刘鄩是唐末青州节度使王敬武的“小校”,而旧五代史卷13王师范传则作“纪纲刘鄩”,新五代史卷
41、42同传作“其仆刘鄩”。还有,旧五代 史卷50李克恭传有“纪纲冯霸”,资治通鉴卷258大顺元年五月条作“小校冯霸”。无妨把“纪纲”看作武将个人的亲信仆从,这和刘鄩又称为“仆”一样,因为武将的身边人大多带有家内奴隶的性质。 太平广记卷195所收的小说红线传,说田承嗣有称作“纪纲外宅儿”的护卫人员,由此可见魏博早就有了藩帅个人的保镖兵。但红线传是小说,此事的真假不得而知。外宅儿(外宅男)是从军队中选出三千名武勇之士,给以优厚待遇,三百人为一组,轮流在藩帅住宅值夜班,因此它和牙中军很相似,可是后来田承嗣又使他们回乡务农了,在这一点上又和牙中军不同。小说中把“外宅儿”和“中军士卒”对列,暗示二者有别。
42、总之,田承嗣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武装人员虽然还不能断定,但小说中所表明的当时节度使身边一般都安置这样的武装人员则似乎是可信的。唐代节度使拥有私兵的显著事例第一个是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己子,及家童善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除去善弓矢的家僮百余人(一说数百)之外,还蓄养同罗和投降的奚、契丹八千余人,并使他们作为养子。据说曳落合是胡语健儿或壮士的意思。新唐书安禄山传说,安禄山使“牙门部曲百余骑”跟着自己,这里的牙门部曲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家僮。他们是家内奴隶,所以平时总在安禄山身边。同罗是被安禄山兼并的突厥阿布思的部众,安禄山凭借这些兵力,所以他
43、的“精兵天下莫及”。从曳落河的功能可以看出,他们是安禄山兵力的中坚。其次是卢龙朱滔的事例。“丁卯,滔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这是他响应他哥哥朱泚在长安作乱而出兵的情况。步骑五万人是正规的官健,几乎是卢龙的全部兵力。回纥三千人是先前回纥达干率领回纥千人、杂虏二千人南下时,朱滔劝说回纥和自己结亲,许可回纥劫掠河南,这时回纥也是以劫掠为目的而来援助朱滔的。此外还有“私从者万人”,可见兵力的巨大。同时淮西的李希烈也至少有养子千余人:“又令亲兵五千人,号为希烈养子,人各持一刀,逼胁于公。”这说的是到李希烈军中进行宣抚工作的颜真卿,被称为希烈养子的亲兵包围
44、、威吓的情况,大多数的史料说这时养子的数量有千余人。还有,李希烈怀疑降将李澄,使养子六百人防备他。这是李希烈个人的保镖兵,比先前以军中精兵组成的骡子军(牙军)来,具有更亲密的关系。宪宗初期在江南要地发动叛乱的浙西节度使李錡,拥有称作挽硬、蕃落等亲兵:“錡得志,无所惮,图久安计,乃益募兵,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錡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錡为假父,故乐为其用錡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挽硬也称“挽强”,就是拉硬弓的意思。蕃落是从流配江南的异族中选拔出来的兵士,待遇是一般兵士的十倍,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结为义父子关系的。泽潞的卢从史优待牙兵的事例,上面已经提过
45、,但他还另外蓄养“义儿三千人”。此外,虽不是节度使,但在安史之乱时成为荆州司马的陈希昂,以“家兵千人”置部下。据说希昂是衡州的酋帅,因此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长,家兵是族长权力支配下的成员,这是个别的事例。一般的武将大多是纠集家僮和亡命徒为家兵,安禄山的家僮上面已经说了,淮西的吴元济在蔡州快要陷落时,率领家僮固守子城,成德的李宝臣,平卢的李师古,淮西的吴少阳(元济父)等,据说都招募过亡命徒。这样看起来,安史乱后到宪宗时期的强藩,几乎都有家兵。它是藩帅个人的护身兵,待遇特别优厚,成为藩帅的腹心,其兵力超过千人的事例很多,有时还达到万人。武将组织家兵的方法是:武装自己的家内奴隶;招集在当时社会结构中
46、没有地位的亡命徒;采取在广义上和亡命徒相同的流散在中国内地的异族人。从而家兵是由家童、亡命徒、偶尔被采用的异族人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藩帅的关系很多是以义父子也就是模拟血缘父子结成的。还有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它明显地表现了藩帅对家兵支配的父家长制性质;其次,这些家兵的义父子结合属于栗原益男氏所说的“集体型”的义父子关系。武将收养义子的习惯从唐初到五代非常盛行,栗原氏把它分为“个人型”和“集体型”两种,指出前者和藩帅的结合是个人的,作为个人而发挥他的功能,后者则常是集体的行动,无主体是它的特征。在我所提出的那一时期,我设定藩帅和一部分牙将的关系是个人的义父子关系,而家兵则都是集体型的,反过
47、来说就是凡是集体型的都是家兵。因此,集体型的义子,除去边境的特征,在五代几乎不存在。其实,“个人型”和“集体型”的不同,我认为不只在义父子的关系上,根源在于这个时期一般牙军和一般家兵的不同。官健的牙军和私兵的家兵区别显然,在唐朝的官僚体制还很稳固的这一时期,家兵没有作为个人而突出的机会,只能是无主体地服从藩帅,只有集体的行动。在家兵的集体武力功能中,和牙军最不同的一点是,作为对牙军的压力而存在。也就是如前一章所说,在牙军和藩帅对立的时候,家兵是站在藩帅这一边的。这在上述的魏博事例中表现的最明显。还有,淮西的吴元济“唯昵军中凶悍之徒”。诛杀牙将。开成五年(840)易定军叛乱时,节度使陈君赏“鸠合豪杰数百人”消灭乱兵一事,也表明了这一点。牙